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硬“核”天团,这才是我们应该追的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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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“两弹一星”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,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。 在上海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济阳三村小区里,居住着82位曾参加过我国“两弹”会战的原二二一厂的功臣们,他们最大89岁,最小75岁。

   人们亲切地将他们居住的小区尊称为“两弹村”。

   2002年,在“两弹村,”这群执着追梦的核工业人成立了一个特殊的集体——“蘑菇云”党支部,与当地街道共同创建了“两弹一星”爱国主义展览馆。

   他们担任讲解员,传承“两弹一星”精神。

   这座100多平的展览馆挂满了老照片与老物件,围绕《光辉历程》《激情岁月》《金色晚年》三个主题,生动记录了从1959年到1992年间,80多位热血青年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祖国核事业的激情岁月。

   “年轻人就应该志在四方,到祖国最需要、最艰苦的地方去。

   ”原核二二一厂质检处、生产处处长陈栋标在毕业时,仍记得周总理在北京作报告时的一段讲话。 后来,作为第一志愿,陈栋标同同学们一起从东南沿海来到了西北青海。

   “那时,我们还不知道要去干什么,只知道国家需要我们。

   ”原核二二一厂二分厂党委副书记、“两弹一星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支部书记陈福良在采访活动中回忆了参与“两弹”会战的艰难处境。 青海高寒缺氧,很多同志对高原气候很不适应。

   “当时,尽管已做好了吃苦的准备,可条件之差还是超出预料。

   ”原二二一厂公安局局长陶瑞滨回忆,“一到西宁,高原反应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,鼻出血、心发慌、头晕目眩、呼吸困难、走路气喘。

   进入基地,人更是整天昏昏沉沉,躺下睡觉时头胀痛,身体火烫,像在发高烧。

   ”许多南方人更不习惯高原的衣食住行。 “饭煮不熟,都夹着生心。 ”陈福良说,那时物资匮乏,青稞做的黑馒头和土豆是我们的主食,大米每人每月只供应3斤。 由于来不及盖房,许多人住的是半地上半地下的窝棚,毛毡往地上一铺就成了床。

   食堂是一间帐篷,春天风沙大,从食堂打饭回宿舍,往往饭上盖了一层沙。 为了自力更生造出“争气弹”,许多人不分昼夜地工作。 当时在设计室工作的王钰德说:“方案想了又想,图纸审了又审,实验数据算了又算,决不肯因为自己的一个小小失误而影响整个事业的成败。

   每天晚上,整个办公大楼一片灯火通明。

   “晚上9时,接送上下班的班车来了,无论司机怎样按喇叭,谁也不愿放下工作。

   ”“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下,我们硬是靠大会战,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,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,研制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。 ”陈福良说,这是一件扬眉吐气的事,我们把腰杆挺起来了。 一切为了核事业,老一辈核工业人把生命中最有力、最热情的部分交给国家,把人生中经历的遗憾和酸楚留给家人和自己。 原核二二一厂二分厂质检科长、“两弹一星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负责人许震贵笑言,“因为保密条例,那时候谈恋爱要经过层层审批。

   ”许震贵在青海工作三十年,父母和孩子在上海生活,他几乎很少回家。

   他总说,生了子女,除了寄钱,没对他们负过任何责任,“开家长会,老师都疑惑,爸妈去哪了?”“但是如果再次选择,我还是会选择这项事业。

   ”陈福良说。 许震贵介绍,“两弹一星”精神展览馆创建至今,累计参观者达到15万余人次,被上海市政府命名为“国防教育基地”和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”。

   这群执着追梦的核工业人通过这样的方式,展开了一场信仰的对话。

   一些社区居民问:“你们这些共和国的功臣,退休后还忙忙碌碌图个啥?”他们乐呵呵地说:“年轻时我们建设祖国,现在我们依然能奉献,希望后来人将‘两弹一星’精神传承下去、发扬光大。

   ”(中国青年网记者刘尚君)。



     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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